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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图书出版与思想史的逻辑进展

编辑:周小波

改革开放40年图书出版与思想史的逻辑进展

——以哲学图书为例

[摘   要]  文章试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并以哲学图书为例探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图书出版与思想史的逻辑进展。笔者将表明,40年来哲学图书出版所展开的逻辑进程代表了该阶段中国出版史甚至中国思想史的进程,即由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到90年代的反思,再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重审自身传统,到近十年来的主体性重建,最终是与西方平等对话,重新回归自身。同时,40年来的思想史与出版史进程也揭橥了出版未来的走向——即建立出版作为创造的主体,与思想界相互激荡与超越,共同推动学术、社会与文化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出版史   思想史   哲学图书   主体性

一直以来,出版都被认为是思想的载体,当考察思想史发展之时,思想都是作为一个主体而存在,易言之,思想是主导的观念力量,而出版只是工具性的存在。然而,纵观改革开放40年来的思想史,会发现这40年来的出版史与思想史是共振的存在,二者的发展都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笔者将在以下三部分表明出版史与思想史之间互为主体的共在关系。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从出版史到思想史

当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观念来考察历史之时会发现,自中国出版业进入近代化以来,承载思想传播的出版业,作为思想的客体,它的历史进程与中国整体的近代史、现代史几乎同轨发展,甚至在某些历史的时间点上引领了历史的进展,如近代出版业的诞生促进了中国传统的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等。[1]如果说西方传教士创立的出版印刷机构[2]是中国本土出版近代化的准备阶段,那么,洋务运动时期官办的各地制造局附设的译书馆,[3]以及民间自发创办的出版机构,尤其商务印书馆[4]的创办,不论其背景之差异,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大转折前,都是以救亡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正如李泽厚所言,救亡压倒启蒙。[5]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版作为先进的传播媒介,有时甚至走在思想之前,引领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尤其以商务为代表的知识人创办的出版机构更是深深地影响了近代思想史的进展。[6]笔者认为这一阶段出版与思想是互为主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即思想影响出版的进展,出版亦推动思想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现代出版业的逻辑进展与历史进程同样若合符节,基本可分为呼唤启蒙、反思启蒙、探寻传统、现代转化4个历史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开始,出版业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段美妙的春天,甚至是中国出版史上选题最丰富、思想争鸣最热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的出版经历了启蒙与反思启蒙、前现代与后现代、反传统与回归传统、计划与市场、自由与保守等一系列相反而又相成的思想论题。40年过去了,这一段出版史具体的逻辑进程是怎样展开的?40年之后,出版作为思想的客观化存在应该如何更好地发展?笔者试以哲学图书的出版为例,具体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进程,讨论出版与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就教于方家。

二、出版史与思想史的四个逻辑共振阶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伴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与思想嬗变的历程而共振,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

1.译介西学,呼唤启蒙(1978年~1988年)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先生的《读书无禁区》一文,[7] 80年代的思想进程正式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思想界都在急切地思索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学术讨论的最终目的亦是希望能影响社会的进程,因此当时思想界最关切的便是如何启蒙大众,而出版是实现启蒙的最好的工具。所以,出版史与思想史在这个阶段相互共振、浑然一体。

当时,还有一个创新性的制度将出版界和思想界糅合在一起,即丛书编委会的制度。其中以“走向未来”编委会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集刊编委会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8]这两套丛书的编委会不仅是选编丛书,而且也是知识分子发出自己启蒙呼唤的平台——出版即是启蒙本身,尤其海外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例如,“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在主编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总序中写道:“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著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此语今日或仍未过时。但我们深信,随着中国学人对世界学术文化进展的了解日益深入,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大发展不会为期太远了。”[9]

从这段充满了80年代精神气质的文字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对于启蒙的迫切召唤。当然,具有深刻影响力的不止这两套丛书,还有接续民国时期自身出版使命的商务印书馆所组织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10]

除此之外,笔者还要提及的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译介工作不单是译介西方的理论著作,流落至港台的学术大家的著作也于此时部分地引回到了中国大陆,[11]如《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等。因此,无论是引进海外著作,还是飘零至港台的思想著作,80年代的思想界与出版界风向标就是启蒙。但是,这一阶段的出版还较为支离,体系性亦不强,同时深度也不足,事实上,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思想本身的特征与缺陷。

2.反思启蒙,反观自我(1989年~1998年)

激动人心的20世纪80年代过去了,20世纪90年代来临,与浪漫的80年代不同,90年代逐渐从热烈回归冷静。李泽厚先生认为90年代是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年代;王元化先生认为90年代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10年,90年代是其学问进入思想的年代,是其进行彻底反思的年代。[12] 90年代的思想开始反思之前过于浪漫与激进的启蒙,而且开始转向自身的传统,不是单单引进西方的理论。当然,80年代其实就有众位宿儒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率先转向自身传统,但很显然,这并未能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只有到了90年代,这样的思想特征才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该思想特征在刘东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三联�哈佛燕京丛书》这两套延续至今的丛书中得到了印证,其中又以《三联�哈佛燕京丛书》最具代表性。

启动于90年代中期(1994年)的《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则是出版告别80年代的鲜明标志,无论是本套丛书的思想定位还是运行机制——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中国中青年学者的优质创新著作的出版,都展现了90年代的特征,即完全告别了宏大叙事的启蒙论调,以西方出版的运行机制出版本国的优质学术著作,以此与世界进一步对接,平等对话。从曾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的季羡林先生的一段文字即可窥见一斑:“我们既回顾,又前瞻。回顾是为了鉴古以知今;前瞻是为了看清学术发展的前途和道路。我们既有中,又有西。有中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有西是为了鉴外以知中,求得他山之石。我们对国际上一些新兴学科,特别予以关注,不是单纯地为了与世界学术接轨,而是志在要世界学术与我们接轨。我们不但要‘拿来’,而且还要‘送去’。”[13]

季羡林先生为《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定位的这段文字与80年代的出版精神展现了根本的不同:首先是思维的不同——反思启蒙,古今中西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其次是世界的眼光,这样的眼光不仅只看西学,也反观自身的传统文化;最后还凸显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与本位思想,即不仅要与世界接轨,还要世界与我们接轨。

这套丛书不仅推动了原创性学术著作的发展,还沟通了出版与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向21世纪的转变。当然,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具有深邃思考的丛书不止这两种,还有其他众多优秀的丛书,比如《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等,在此笔者不再赘述。

3.探寻自身,深入西学(1999年~2008年)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中国思想界与出版业开始主动发出自身传统的声音,认为我们自己的文明对于世界具有独特的贡献,能够化解当前西方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在率先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不断暴露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14]

以此为开端,21世纪的前10年,出版界不断挖掘自身传统资源。与此同时,这个阶段的学者提出,不仅要强调中华传统思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发出自身传统的声音,而且也要深入西学之堂奥,并基于自身提出对西学的理解。[15]《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孕育而生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开始于21世纪初,至今仍在出版,所出书目已经超过了350种,其中包括了对于西方几乎所有重要哲学家以及思潮注疏解读的经典书目。与此套丛书同时出版的《人文与社会译丛》亦是如此——即立定自身与深入西学之堂奥双重并进,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4.汉语表达,现代转化(2009年~2018年)

经过前30年的启蒙、反思与主体建立,改革开放第4个10年的思想与出版开始从中国本位出发,全面反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于思想界的古今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以西释中的削足适履的方法、自我矮视的心态,以及最重要的,以首先诞生于西方的现代性作为普适的模式来衡量自身的传统与现代的观念。这个时期, “国学热”的探讨,“儒学第三期的发展”的热议,[16]“西方古典学”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古典学的建立[17]等力图灵根再植的思想讨论逐渐形成共识。与此相应,中国思想界以反思而批判、由批判而创造,不仅在思想上进行全面的反思,并且在实践上试图建立包容西学在内的汉语范式学问,如中国的古典学、汉语哲学等。同时,改革开放第4个10年的中国思想与出版不仅要建立新范式的学问,出版创新的作品,同时亦要整理过去的经典,以明晓我们过往的40年,甚至是百年来走过的路和已有的积淀,这方面的哲学图书的出版成果以《古典与文明》丛书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两套丛书为主要代表。

该两套丛书的出版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思想主体的真正挺立,其在出版方面亦有3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启蒙思潮,不仅是以学论政,同时在出版方面事实上亦是以西论中,所以对于西学之源头活水并没有形成客观公允的认知,而《古典与文明》丛书追溯到西学之源头,理清同与异,正本清源,从思想与心理上摆脱了对于西方启蒙话语的迷信,[18]这样才能真正客观平等地看待作为他者的西学,也才能真正地理解西学;其次,《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亦是对中国传统古籍整理工作的超越,该套丛书是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经典作品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意味着对中西传统知识的一定程度的消化的成果;最后,这两套丛书所展现出的主体自觉是以往30年出版史上所没有的。两者事实上都是集中于对自身传统的自觉:一是以西方古典学为参照,对中国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进行实践,并力图超越西方;一是以现代为起点,建立中国自己的经典体系。

中国现代学术在走过百余年的历史后,这种中西合璧、比翼双飞的学问形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学者与出版人开始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重新聚焦于自身的传统,就像《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一样,以现代为起点,整理百余年来思想的阵痛与转型期中所产生的经典,基于自身、消化西学、重新出发。

三、未来的出版:作为创造的主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由启蒙而反思,再到反观自身,探寻传统,最终实现了基于自身传统、并消化西学的汉语范式的建立,出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大部分出版人,本质上也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抱持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以开启民智、对接世界为己任,用他们的学术眼光感知、推动社会思潮的变化。可以说,出版界与思想界紧密共振。但总体而言,思想史主导了出版史,出版作为思想的客体化存在尚未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在本篇文章的第三部分,笔者试就出版如何建立作为创造的主体做一些简略的讨论。

价值中立。笔者此处所提出的“价值中立”并非是不要价值,而是在善的基础上,对古今中西之思想与学术持开放之态度、同情之了解,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的“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亦如张元济先生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那样,不仅译介西学,而且整理中学。事实上,出版机构本身应该是一个多种不同观点争战辩论的地方,甚至是产生思想、引领思想发展的圣地,这样才能真正地“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多元化。价值中立就必然会导致选题方向的多元化,但在当下这个对内容有较高要求的时代,多元化必须是具有深度的多元化,不仅是中西方学术思想的汇聚,同时亦是各家各派思想的集合点,更是每一门学问的根本点与最新生长点的共有之地。

专业化。事实上,第三点专业化正是第二点多元化的必然要求,具有深度的多元化就必然要求以专业化的内容出现,即多元与专业达到辩证的统一,多元催生专业,专业带来多元,二者相辅相成。

当然,出版的主体性与这三方面的内容是互为因果的。只有作为创造的主体,出版才会自觉以价值中立、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视角来选择内容,判断思想的成色,进而引领思想之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文中试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路探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图书出版史,但限于文章篇幅,笔者只在哲学领域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几套丛书作为辨析探讨的案例,而未能涉及更多的出版案例。笔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哲学图书出版所展开的逻辑进程即是整体出版史的进程,由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到90年代的反思,再到21世纪初的10年重审自身传统,最后到近10年来的主体性重建,以期与西方平等对话。当然,尽管经历了4个阶段,并不意味着4个阶段是截然分明的,其中亦有彼此交错、前后呼应的部分。这个进程也揭示了出版未来的走向。在过去40年的出版中,思想史决定出版史,这样一元性的进展从长远来看,对于思想与出版本身并非是有益的,因为思想失去了否定自我与批判自我的动力,只有出版与思想一样建立自身的主体,与思想界相互激荡超越,形成多元的复调,这样思想界与出版界才能得以共同繁荣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陈思和.试论现代出版和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2]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魏允恭.江南制造局记[M]//宋原放,李坚白.中国出版史,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4]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6]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李洪林.读书无禁区[J].读书,1979(1)

[8]刘东.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M]//近思与远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9]“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的总序。

[10]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即有张元济先生所主持的编译所,当时即组织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20世纪80年代重新编辑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有一小部分的书即重新再版了民国时期已经出版过的名著。

[11]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期间,“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七五”期间的重要项目予以支持,因此流落至港台的现代新儒家的学说与著作在此背景下被部分地引回中国大陆。参见:邵汉明.现代新儒学研究——方克立先生访谈录[J].社会科学战线,1997(2)

[12]陈平原.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J].书城,2010(12)

[13]季羡林.鉴古知今 鉴外知中[N].文汇读书周报,1997-08-30

[14]景海峰.《儒藏》编纂在汤一介学术生涯中的意义[N].中华读书报,2016-09-28

[15]赵汀阳.一套新的《西方哲学史》与它对西方哲学的理解[J].哲学研究,2006(5)

[16]黄万盛,李泽厚,陈来,朱维铮,陈少明,赵汀阳,江宜桦,陈祖为.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J].开放时代,2008(1)

[17]甘阳,刘小枫,张志林,何明.古典西学在中国[J].开放时代,2009(1)

[18]甘阳.启蒙与迷信[N].文汇报,2011-11-28

日期:2019-5-16 | 发布者:编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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