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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幡”与“重器”:非虚构作家徐剑的“神性双翼”

编辑:周小波

首发于《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9年第6期

【对话人】

温星,青年作家、评论家,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徐剑,著名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全委、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时光倒流12年。初识徐剑,是在那个初夏,北京的烈日之下。

他带我进入二炮军管区,进入他凌乱的家中。我当然是有备而来,做了大量功课,便开始提问。期间,一部下来电,他掐断,又来,他发火:“娘的……”我乐了,“这才叫军人本色,你让我想起《亮剑》中的李云龙!”徐剑追问为何。我说:“面对初次见面的记者,你绝不端着,毫不掩饰内心的悲喜、爱憎,足见是一条值得一交的耿直汉子。”

徐剑由此成为我“天涯海角�云南精英”人文专栏的开篇人物。

在开篇人物的开篇,我如是写道——

以“剑”字为名,以部队作家名世,三十多年的老军人,大校军衔——不难想象,头上汇集了这么多雄性因子的,将会是一个如何伟岸而又阳刚之人。

当我在二炮总部大门外与这位大校面对时,我却困惑了。眼前身着便服的中年男子其貌不扬,不高、略胖,竟长着一张娃娃脸,憨憨的。如果混入人群,必定转瞬即逝,难以找寻。

“是温星记者吗?”但是,他握住了我的手。刹那,一股力量传来。在北京三十几度的烈日下,我突然发现他眉宇之间剑光一闪,英气逼人。

成为我笔下的人物,于徐剑而言,或许并不重要;但走入他的世界,于我,却意义非凡——作为一个以新闻工作安身立命的人,我只是业余偶尔写作,长达12年来持续关注、并撰写关于一个作家的评论和推介文章,绝无第二例。这也让我颇为自得,以“云南最熟悉徐剑的读者、媒体人和评论者”自居。

于是,12年后,我又有了这样一个与徐剑深度对话的机会。只是,上次在北京,在他守卫森严的部队宿舍区家中;这次,则是在他的家乡,昆明大板桥,一个即将横空出世的书院里——宝象书院。

西藏给了我一个精神的高度

温星:徐剑,徐大哥!让我们从你最新的这部《经幡》开始谈起吧。说实话,这是你迄今最令我惊艳的一部作品,这既是源于我对西藏的无限神往,当然也源于这个文本本身。据说陆陆续续写了多年,将你18次进藏的体验积累全都放了进去?

徐剑:《经幡》这本书对我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我60了,脱下穿了大半辈子的绿军装,那天我站在当兵前的起点——昆明大板桥宝象河水库,俯瞰家乡的这条母亲河、宗教之河,物是人非。蓦地发现,我始于此,止于此,是在文学上对某些题材的书写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佛陀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有时候结束恰恰预示着另一个开始,这就是我为什么重视《经幡》的原因,因为,它最为纯粹。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它是我从1985年以来,对西藏33年研究的一次致敬性书写。18次进西藏,我在西藏的所行、所到、所思、所想,对西藏神山圣水的敬畏,对苍生的悲悯,对自己心灵的澄清,还有对自己灵魂天国的祈祷、救赎和圆满,都在这部书中留下了痕迹。西藏的行旅和书写拯救了我,在此基础上,我安静下来,写了《经幡》。我把自己对西藏刻骨的生命体验和对西藏历史的文化、民俗的研究,有机地融为一体,所以,我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所有的写作,或者说,这是军队叙事、国家叙事、重大工程叙事层面之上的一次真正纯文学的写作。

我曾有一段话,在网上广为流传:我每次从西藏回到内地,回到北京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把魂丢在那里了,西藏给了我一种文学的高度,一个精神的高度,一种文学的高度,也给了我一种宗教的高度,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民族的精神海拔,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本书真的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标志性写作,虽然没有那么厚重,读者喜欢这本书,确实让我有点意外,但又是意料之中的。

温星:阴法唐将军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贵人,《经幡》中也闪现了他的身影,在你其他作品中,如《东方哈达》,他则是主角,“戏份儿”很浓重。如果当初缺了他的引领,你觉得自己是否依然会走进西藏,并让西藏走进你的人生和文学世界?

徐剑:这个问题有意思,有意思就在于阴老是我的大贵人,我生命里一直有很多贵人。阴老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空降在我的生命中,把大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地理等等,一下子暴风骤雨般推到我面前,尤其是在北京生活的我的面前。阴老给我带来一股雪域的藏地风,那种藏地风令我特别的惊愕。我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如果没有阴老,我肯定也会进西藏,但不会那么早。我特别感谢阴老,他作为一个老西藏,在西藏工作了26年,把自己一生对西藏的认知,在1985年那个夏天,那个历史时空中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特别记得第一次到他家见到他的一瞬间,从相术上讲,他就是个大贵之相,看他年轻时的照片,并不是那种肥头大耳的传统贵相,而是一种特殊的贵相,我觉得老人家在西藏的历练,达到了一个圆满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我的西藏导师、精神导师,是引领我走进西藏的第一人。我觉得阴法唐老人还是引领我进入藏地文化之门的文化导师,我今天所有写作上达到的哲学、历史、宗教高度,都离不开阴法唐这位老共产党员的指引,当然也有二炮李旭阁司令的帮助,那另当别论。

温星:藏民朝圣途中磕长头的画面,对于许多红尘中人而言,是有点难以理解的,更多则是震撼,震撼于藏民的那份信仰与虔诚。红尘中人往往缺乏最基本的虔诚,无信仰可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一般而言,这个问题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哪里?对你来说呢?

徐剑:到西藏,你会找到一种执着、一种信念、一种境界、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宗教的皈依。我在天路上见到过许多朝圣的人,从秋天收割完青稞出发,或者从将牦牛赶入冬牧场,就开始上路,去实现一生中最大的追求——磕长头磕到拉萨,三步一个长头,五体膜拜,历经一个漫漫冬季,直到到春天,甚至夏天,才能抵达心中的净城、圣城。他们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群人,沿路随处可见那种磕长头朝圣的香客,苦行僧般的朝圣之人。

我回答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你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人,那么你就到唐古拉或者喜马拉雅,在两神山垭口纵然一跳,或者跑上100米,你就会知道,说不定100米是能把你放倒的;你就会知道人的生命多少渺小和脆弱,生和死之间只在一步;你会知道,坚强和脆弱只在一步;你会知道,人在高原、神山和天空面前是多么渺小。如果你是一个脆弱的人,到天路上走走吧!看看那群执着三步一个长跪,不论泥沙石子还是硬化路面,哗地五体投地匍匐而下,额头着地的藏胞,找回生命的坚忍、坚定和坚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那你到西藏的庙宇,到大昭寺,到色拉寺,到哲蚌寺,到甘丹寺的门前去看一看,看那些执着地磕十万个长头,在街上转经的人,你一定就会找到一份虔诚、一份纯洁和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和悲悯。西藏给予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提升,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一种宗教的纯洁。那种纯净和纯洁会给自己进行一次精神的洗澡,是对红尘灵魂的一种安妥,更是对心烦意乱迷失的一种澄清,疗伤过后,再重新回到人间,然后信心满满地前行。

西藏历史舞台上的两位传奇女性

温星:我们还是回到《经幡》的文本中来吧。最初,大卫�尼尔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你又为何决定要好好地写写这位西方女性?

徐剑:《经幡》开笔是从大板桥写起的,机缘是我妈妈七十大寿。“十一”长假,在大板桥给她做完寿后,原总政联络部在香格里拉办了一个摄影家学习班,拍了三年片子,很想出版一部摄影集,邀我写成一篇云南藏区的大文章。就联系我,让我去转一下,时间十天至半个月。那一年中甸更名香格里拉,机场刚刚开通。我去过藏区许多地方,惟独香格里拉是一个空白,可是大卫�妮尔、洛克和希尔顿的书中描写,早使我对它憧憬不已。我就利用“十一”长假和两位摄影家一起去了香格里拉。2002年在青藏铁路采访返京时,我从西藏背走32卷本的西藏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买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有西方冒险家的西藏著作,集中阅读。

我特别留意巴黎丽人大卫�妮尔。其实她进入西藏纯粹偶然,她出身世贵族之家,对西藏的藏传佛教入迷。她是一个传奇,学会了梵文之后,就想进西藏,到日喀则就被堵回去了。后来,她辗转内地,到了北京,拿了民国政府发的护照,到塔尔寺学佛三年半,学了一口流利的拉萨官话,试图从玉树进藏,还是被藏兵堵回去了。她与义子尼泊尔喇嘛庸登一起,又从云南丽江方向,进入香格里拉,找到了香巴拉王国,她那本书叫《一个巴黎丽人的拉萨历险记》。这本书很有意思,实际上,希尔顿写《消失的地平线》,就是受到了她的启发和影响,所以二战结束前后,《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的出现,让迷茫的欧洲,找到了一个精神王国,香巴拉,香格里拉,梦幻般的世界。

在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就沿着她的道路,在香格里拉转了十天,对香格里拉、对迪庆藏区有了充分的了解,所以在《灵山》里面,用大卫�妮尔和我今天的视角切入,一会儿是我的叙述的现实视角,一会儿又是大卫�尼尔的历史视角,还有时是我和大卫�妮尔在蓝月亮山谷天梯上,一个今天的作家和大卫�妮尔在进行天地对话,妙趣无穷。这本书在写作技法上,实际上是《东方哈达》之后在文本上的突破。

温星:在大卫�尼尔离开藏区这个“历史舞台”,几年后,刘曼卿又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承担起了与大卫�尼尔惊人相似的影响藏区历史的重大使命。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吗?

徐剑:《经幡》里面写到的第二个女性是刘曼卿。刘曼卿母亲藏族人,父亲刘华轩回族人,先后担任清王朝驻藏大臣秘书和九世班禅秘书。在拉萨出生,度过童年,藏族文化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11年,内地革命骤起,清廷驻藏军发生内讧。英帝国主义乘机挑动西藏地方的上层统治集团组织民军,与驻藏边军作战。一时间,拉萨大乱。刘曼卿温馨的家也被乱军所焚。不得已,他们一家只好迁居印度。1918年,12岁的刘曼卿随家人经海路返回祖国,来到北京。1929年,饱受情殇的刘曼卿由南京启程前往西藏。一个柔弱女子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踏上西去之路,两个仆人和一个长官一起走上了艰辛的冰雪之路,就是今天的川藏进藏大道。风一程,水一程,一路走过来。

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

温星:在精神层面,这两位传奇女性之间,是否有着某种相互继承或者说相互观照的关系?

徐剑:因为历史时空的错位,大卫�妮尔和刘曼卿互不认识,但是通过我的书写,将她们连在了一起。刘曼卿与大卫�妮尔的视角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西方人的视角,一个是民国政府官员的视角。大卫�妮尔用西方人、东方学家及人类学家的视角去看西藏,看当时旧西藏的传奇神秘,带着一种欣赏的目光,而不是厌恶的眼光,带着一种仰视的眼光,而不是鄙夷的眼光,带着一种敬畏的眼光,而不是漠视的目光,所以,我与大卫�妮尔的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刘曼卿的视角是民国政府的视角,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是代表政府来走过这片大地,她是来西藏视察的,同时,她又代表妈妈和爸爸来看西藏,所以她对西藏的视线就非常复杂,是爱恨交加,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视角,也是官方叙事的视角。

温星:我能读出,对于笔下的这两位风华绝代的女性,完全可以说你已经达到了迷恋的状态,对于书中的第三位主人公热振活佛,可真没有如此感觉。

徐剑:你说我对我笔下的这两位女性有迷恋,是的,关于这一点我不否认。就像伍尔芙说的一样,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一个好作家的写作就应该是雌雄同体的。有一个作家朋友曾经对我说,你的文章结构和气势上金戈铁马,大气宏阔,但是你的叙事细腻,柔美灵动,是豪放派和婉约派很好的结合。所以,我对这两个女人的那种欣赏,可能和我骨子里面的气韵相契合。40岁之前喜欢豪放派,之后我喜欢婉约,婉约中带有理性,柔美灵动的书写,才能从情感上与读者引起共鸣。

温星:读完《经幡》,我的一个判断是,你的18次进藏,18次贴身感受那片神奇的雪域大地,虔诚的程度,就犹如藏民身心贴地磕长头。而《经幡》,堪称你这些年来关于藏区历史与文化所有积淀和思索的集大成之作。之前关于西藏主题的《麦克马洪线》、《雪域飞虹》、《玛吉阿米》等,都是在为《经幡》的爆发酝酿情绪,积蓄能量。

徐剑:我藏地题材的书之前已有六本,《东方哈达》《麦克马洪线》《雪域飞虹》《玛吉阿米》《坛城》及《梵香》,它们和《经幡》孰轻孰重,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几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国家层面的叙事,可我自认为“西藏系列”比我“导弹系列”更接近于文学叙事。我是一个汉族作家,一个军旅作家,对西藏的叙事而言,我既有优势,也有短板。优势就是我对西藏的极度狂热和痴迷,我每次离开西藏,就觉得自己的魂被扔在了西藏,然后又几度回去喊魂,去找回自己的魂魄。西藏成为我的精神的高地,精神的殿堂。我累了,疲惫了,惆怅了,忧伤了,愤怒了,我就回到西藏修补,进行灵魂的修补。

我写西藏的第一本书,应该是《麦克马洪线》,这也是我迄今最厚重的一部书,采访了八年,写作十个月,是我对战争与和平、江山与家国的一次思考。我认为这本书在写法上是传统的,注重讲故事,在结构上没有新意,但它是一个铺垫性的尝试。正因为如此,2004年读完鲁院后我才写出了《东方哈达》。《东方哈达》是我在结构上的一次突破,或者说是在写国家重大工程系列上的一种突破,我把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和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机融合为一体,既可以纵横捭阖,又可以和风细雨、小桥流水。

不该忽略西藏本民族语言写作

温星:藏文化出版物,一直是大热门,相关作品也多如牛毛。我不是一个很全面的阅读者,但肯定是一个很讲究品位的阅读者。就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长篇小说方面,我所推崇者极其有限,如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瞻对》,范稳的“藏地三部曲”及马原早年流浪西藏时的相关作品。就散文而言,堪称经典者则更凤毛麟角,我愿意郑重地将你的《经幡》,纳入藏文化经典散文的范畴。

徐剑:我也很喜欢阿来的《尘埃落地》,他的写作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因为他的这本书。范稳“藏地三部曲”,我认为最好的是《悲悯大地》。他们两位,都是藏地主题写作的翘楚,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值得祝贺。

我觉得藏地题材的写作,千万不要忽略西藏本民族语言写作的人。我认识的一位藏族作家次仁罗布,他的语言非常幽默,非常风情。扎西达娃的写作开创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有开宗之义。马原、范稳、阿来,也包括我,汉族作家写西藏,我们的文字有沉重的东西,有国家叙事,有主旋律,有英雄情怀,但是与西藏本民族的写作相比较而言,他们写得更幽默,更风情,更有味道。归结到一点,无论藏族作家还是汉族作家,我们都有一个“情”字,对西藏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温星:你和他们最大的不同,何在?

徐剑:如果说不同就是,他们是小说家,我是一个非虚构作家,我走遍了西藏,阅读了西藏,我甚至比藏族人还知道他们昨天的历史。一个汉族作家,可以爬七座大雪山,可以三次去拉姆拉措湖,看到湖的时候泪流满面。一部《经幡》出来之后,获得对西藏文化和历史痴迷的读者的青睐,有很多人的喜欢,老评论家给予我肯定和赞美,有友情的评价。像刘大先这些青年评论家,也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让我有点儿始料不及。事实上,我还是很重视他们的评价的。

温星:在我阅读印象中,你的藏文化写作更多都是以散文形式呈现。我记得,早在1986年,部队上就和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为你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散文研讨会,彼时,你仅28岁,连续在《散文》杂志发了8篇头条,但还未出版过文集。

徐剑:我始终认为,我的文学童子功就是散文。我还记得,当年那场研讨会,七旬高龄且骨折未愈的文坛泰斗刘白羽老先生蹒跚步入会场,我那个激动啊,那份感恩将永世铭记。散文的写作其实是我非虚构写作的一个前奏,是一个序曲,一个铺垫。现在有的散文作家写作时任意虚构,你虚构了故事,虚构了情感,虚构的场面,虚构的情节,虚构了你的思想,这不就是小说了嘛?我不赞成这样的散文写作。

重器,是我的国家叙事

温星:也算是受神秘藏地和藏文化的熏染吧,你的散文往往有一种大气苍凉的气质,比如2017年出版的《祁连如梦》中的一些篇章。不过,就获奖情况来看,让你频频加冕各种桂冠的,还是长篇报告文学,而你的这类作品,往往都是关乎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题材。如果用两个字来归纳,我认为都是“重器”,与我们前面一直在谈的你的藏文化类写作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些,我统称之为“经幡”。“重器”与“经幡”,我认为就构成了你充满神性的非虚构文学体系的“两翼”。

现在,我们就重点来谈谈你充满霸气的其中一翼——“重器”。早在1998年,你揭秘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大国长剑》,便在首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折桂,而在那之前,这部作品已经斩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两项军内和政府的最高奖。第一次玩这种“大家伙”,写作过程中是否遇到了困难?“一剑挑三奖”的成功,给你带来了什么?

徐剑:《大国长剑》“一剑挑三奖”,确实算成功了。有个记者采访我时曾说:你叫徐剑,你父亲给你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或许就注定了你将来要写这部《大国长剑》。我16岁当兵,部队这座大学锻造了我。获奖之后,主要就是作家身份的认同,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军旅作家。在东莞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做讲座的时候,我就特别说到一个自豪的事情:中国的“导弹武器”有两个型号,一个是“东风”,毛主席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还有一个型号叫“长剑”,就是出自我徐剑的《大国长剑》。我写了那么多书,不如我为我的部队贡献的这一个词,“长剑”是一个图腾,这个名字会永远存在下去。多年之后,不会有人记得这个词出自谁的笔下,但它是我为这个民族贡献的一个词。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一个事情。

温星:紧接着的一个大部头,应该就是《东方哈达》?这其实也是你西藏题材中的一部,我且把它归入“重器”来谈,因为实在够宏大呀——青藏铁路建设始末,那个年代不折不扣的“天字第一号工程”。这样的题材,中央相关部门交到你手中,我想,是很说明问题的。文学诸体中,结构于小说而言,是最为重要、甚至是致命的,但在其他文体创作中,作家们往往忽略结构。你的报告文学对结构也是非常考究的,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即便有再好的内容,即便搁置多年,若不能找到一个绝佳的结构来编织、架构,便绝不动笔。这方面,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东方哈达》。

徐剑:我对结构的涅槃,是在读鲁院的时候,去庐山采风,内心总有一种中年作家的恐慌感,自我怀疑,觉得其实作家都在制造文字垃圾,十年、百年、千年之后,还会有人记住我们的作品吗?那个时候就一直在阅读,读世界一流的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在庐山接到铁道部的电话,去采访青藏铁路,之前已经有四年的采访,这是最后一次。坐在火车上,突然之间就有了关于结构的构思,就是“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的结构。在那个时刻,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腾,任何一个工程,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个可以作为图腾的东西。从《东方哈达》,我对结构开始了探索,力求每一本书的结构都不同,报告文学评论家李炳银说,徐剑的每一本书都是创新,都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温星:《东方哈达》有50万字,但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性,与篇幅无关。它为你的生活和之后的写作,带来了什么?或者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剑:《东方哈达》在参评“五个一”工程奖时有异议,专家组给我提了五条意见让我修改,我没有修改,我主动退出了评奖,也包括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评论家萧立军请我喝酒,我喝得酩酊大醉,但还是记住了他的一句话。他说:徐剑很好地解决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写作问题。从此我的约稿不断,稿费优厚,也算是虽败犹荣。

温星:我所称之为的“重器”类题材,去年,你又出版了《大国重器》,这部和前些年的“导弹三部曲”、《原子弹日记》等,应该是一脉相承?

徐剑:长篇报告文学《原子弹日记》《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导弹旅长》,加上《大国重器》构成了我的国家叙事,尤其是军队题材的书写,就是我金戈铁马的“导弹之翼”,同时我也有西藏题材,《经幡》《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等,所谓“宗教之翼”。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的哲学体系。

温星:你凭借这部作品,与莫言、余华、徐怀中等一道,获得中国作家优秀贡献奖。我还记得授奖词:“其作品以火箭军和西藏为两翼:一翼导弹,一翼边疆;一翼金戈铁马,一翼人文悲悯;一翼宏大叙事,一翼柔美灵动;一翼从容大度,一翼诡谲传奇;一翼铁衣冰河,一翼经塔煨香。其人,春风大雅,有容乃大;其文,清灵毓秀,纵横捭阖。”如是点评,尤为精到。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固然是因为作品本身的品质,但也不无当下国际大势的背景因素。你如何理解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徐剑:今年春节后,我回昆明呆了整整两个月,完成了《牵挂》和《天风海雨》两本书的书写。3月9号回到了北京,3月15号,便与莫言、余华、徐怀中等一道,参加中国作家优秀贡献奖的颁奖典礼。颁奖词是编辑汪雪涛写的,他的父亲汪兆骞老先生也曾经是我的责任编辑,这是我与他们父子两代的文缘、善缘。文学一定具有时代性,但是好的文学作品也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是预言式的。这就对作家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要具有人类意识,普世价值观,悲悯心,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才能在文学的世界里凤翥九天。

温星:《大国重器》也被我和国内的多个评选机构,评为了2018年的年度好书之一,我想,它的重要性未来还会进一步凸显。

徐剑:《中国作家》用一期杂志全文刊发了《大国重器》,这是我国家叙事、军队叙事的完结篇。这本书还非常幸运地获得了中国好书奖,但是因为我要去西藏参加一个采风活动,错过了中央电视台的颁奖典礼。这本书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它的重要性几何,现在还不可知。一部经典,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从家乡,从大板桥,重新出发

温星:你无疑能进入当代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家行列,更是最重要的军旅作家之一。在当下中国文坛,我认为这是没有争议的。但这方面我一直有个遗憾,觉得家乡读者、甚至作家同行基本都不知道徐剑为谁,是绝对不应该的一个现象。这些年来,云南文学界在统计云南文学成就的时候,总是说仅五位鲁奖作家,夏天敏、于坚、雷平阳、彭荆风及海男,其中,夏天敏是首位。但夏老师是第三届呀,你这个首届获得者一直被忽略。

徐剑:我是云南人,更是毋庸置疑的云南作家,离开云南这么多年,我乡音不改,只是鬓毛衰。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我是云南作家非虚构写作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人。云南作家中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不在少数,从时间节点上来说,我的确排在前面,但是因为一直身在部队,回家的机会少,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也在情理之中。作为一个作家,书写家乡是分内之事,去年我受云南省委宣传部委托,写了一部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长篇报告文学《云门向南》,马上就要与读者见面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回报生我养我的土地的最好方式。

温星:就是因为你在家乡实在没有“名气”呀,从12年前那个长篇访谈开始,这些年来,我每写一篇关于你的文章,就会有一些读者和作家同行来问我:呀,徐剑这位大作家竟然是昆明人?我一直挺自得,这也算是我作为一个文化记者和评论写作者的一点责任吧。

徐剑:这个问题啊,儒家圣人早就给出了答案: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也是我的答案,春风雅量也是我毕生追求努力的一个方向。

温星:今年初,你已经正式退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会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家乡。你本就是一个家乡情结极其深厚的人,只是特别伤感的是,令堂已然故去两年,好在令尊健朗,聊可欣慰。在你的《祁连如梦》《玛吉阿米》等几部散文集中,其实描写亲情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每每读来总令我非常动容。

徐剑:母亲的去世,给我打击还是挺大的,我写了一篇文章《母亲那双深情的慈爱之眸》,把我所有的情感倾注其中,写的时候几度落泪。其实在《经幡》中,尤其是“灵湖”、“灵地”部分,我夫人和女儿也经常闪现在我笔下。作为一个职业作家,读书行走的这些年中,夫人和女儿是我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她们是我最亲的人。家和万事兴,我文学成绩的取得与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

温星:你曾说,从军职退休,将是你文学及人生的重新出发,这个出发的起点,就是家乡昆明,就是大板桥?我觉得,这个起点,说得更小、更具体一点的话,也可以说就是今年4月14日,你在昆明东方书店的那场《经幡》的发布会。因为,这是你第一次正式在家乡读者中、也是在家乡文坛的亮相。16岁即出滇从军,你走得太远。“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对贺知章的这首诗,想必你尤有感触。故乡一去,竟然就是近半个世纪啊。我很荣幸,能够为你策划、主持这场回归家乡的“首秀”。

徐剑:感谢这份情谊。大板桥是云南古驿,云南进北京、北京回云南的必经之地,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有蜿蜒流淌的宝象河,还有晴翠接荒城的杨梅山。我退休了,正计划在大板桥建一座宝象书院。对,就是我俩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这块“灵地”,这片热土。以后,这里有茶有酒,朋友们都可以来吟诗作赋,做文章,写书法。我也会在宝象书院写出我想写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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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7-2 | 发布者:编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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