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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外译:优秀传统经典的出版路径研究

编辑:周小波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经典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基础,是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前提。出版界应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粹,总结学术研究的成果,彰显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史传体著作,生动地记载了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沿革,千百年来一直为学术界、出版界所重视,余韵流响,至今不绝。它的出版和研究,展示了一大批中华优秀传统经典的出版样貌,对于传统经典的再生与重构、出版与外译,具有多重借鉴与参考的意义。

[关键词]  中华经典 《史记》 出版 再生与重构 出版与外译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瑰宝,是建立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要素。经典自诞生起,就一直在出版与传播的交替发展进程中。从先秦思想到魏晋玄学,自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经典的出版不绝于途,代表性巨著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近现代以来,经典的出版因为时代的变幻和思想的更迭,遭遇“冰火两重天”。即便如此,经典的出版依然没有中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经典的出版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大批经过整理、点校的传统经典典籍得以出版问世,如《全宋诗》《全宋词》《全清词》《册府元龟》等。

传统经典浩如烟海,如何筛选厘定,做好其出版、外译工作,为中外读者正确解读中华文化打开一条文化的通道,应该是我们出版界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与西方经典近现代以来“西风东渐”的趋势相比,中国传统经典的出版固然接续进行,但外译的经典作品寥若晨星。因此,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出版界如何在传统经典的出版与外译工作中理清思路、拟定方案,对于经典的再生与重构、出版与外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史记》的出版为例。《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影响之深、受众之广,《史记》的出版活动始终十分活跃:现存最早的《史记》写本被认为出自六朝,至北宋初年已有刻印《史记》的记载,而今日通行的将三家注与正文合为一编的做法也被认为始于北宋,且有南宋刻本传世。[1]随着近现代出版技术的发展,进入20世纪之后,《史记》的出版进入繁盛期。

回顾百年以来的《史记》出版,其类型大致可分为影印旧籍、整理点校、全注全译本、名家选本等数种形式,全面呈现《史记》的出版样貌。此外,从20世纪前半叶开始,不断有著名的汉学家、学者开展《史记》的外译工程,陆续将《史记》译成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出版,对于中华经典的学术外译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史记》的旧籍影印

旧籍影印是近现代以来古籍出版的一种常见形式,也是原始地展现古籍内容的一种最便捷的方式。旧籍影印不是单纯的复制,也要下一番遴选、厘定、校刻的功夫,只有这样的影印本才能为后人所珍视。据贺次君《史记书录》,其所亲见的存世《史记》版本即有64种。[2]这些古本提供了《史记》的历史流传样态,不少精校精刻本更凝聚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者而言尤具珍贵价值。然而时日久远,所存不广,甚至已成宇内孤本,访求实难,是以有出版者访得古本后据之影印以行世。此类举措如实地反映了文献原貌,不仅可嘉惠学林,即使普通读者也可择良本而读,在获得阅读快乐的同时欣赏到古本的精美。略举有代表性的数例如下。

1918年,罗振玉刻《古写本史记残卷》,将藏于日本石山寺的六朝写本残卷影印出版。

被视为《史记》善本也是流传最广的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殿本)多次被影印出版,流传较广者有商务印书馆(1916年、1927年)、开明书店(1935年)、世界书局(1935年)等。

1930~1937年,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出版,其中《史记》据南宋黄善夫本影印,黄本即目前所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影印时据涵芬楼所藏69卷本,配以日本上杉隆宪藏本,从而补齐130卷之完帙。此后商务印书馆《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1957年)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百衲本史记》(2014年)均据此影印。

二、《史记》的整理点校

整理点校是古籍整理的另一种方式,以现代的句读标点对古籍做字义的释读。与旧籍影印相比,整理点校是对古籍的一次意义重构、现代释读的形式再造,对出版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优秀的整理点校本可以成为另一种古籍经典。1930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据殿本排印《史记》,全20册,1932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将20册合为4册,称“简编本”。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史记》亦据殿本排印。此二种排印本均对正文做简单点断。1924年,上海群学社出版了由许啸天标点的铅印本,已用新式标点。然而以新式标点进行点校分段而影响最大的则是顾颉刚、徐文珊点校的白文本《史记》,1936年由北平研究院出版。此后顾颉刚继续致力于《史记》及三家注的整理工作。1959年,由顾颉刚点校、贺次君参与标点、宋云彬校订的点校本《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也是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首部面世的书籍,1982年发行了第2版,此本多次重印,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读者的最佳选择。2013年,由赵生群主持的修订精装本《史记》正式出版,2014年又推出修订平装本,修订工作全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参考,对原来的点校本进行校改订正,并撰写400多条校勘记,使其更趋完善。

三、《史记》的全注全译本

所谓全注全译即对古籍原文的全文注释、全文翻译。《史记》虽然是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史学著作,但其文学成就彪炳千秋。《史记》的叙述语言既有历史的现场感,又具有生动的文学语言特色,这对注释和翻译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全注全译是当代《史记》出版传播的新形式,对广大青少年和普通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史记》具有良好的普及作用。

注释方面,较具规模的有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全书500多万字,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2009年修订,2017年第2版。而以《史记今注》为题的书有数种,如马持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夏松凉、李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张大可(凤凰出版社2013年出版)等。以现代文翻译《史记》的作品也为数众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台湾60位教授合译《白话史记》(台北河洛图书1979年初版,联经1985年修订版;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吴树平、刘起釪等《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更名 《文白对照全译史记》(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四、《史记》的名家选注选译本

全本《史记》体量较大,为方便阅读,向来不乏选篇讲解之举。近百年来,选择其中部分篇目进行注释或今译,也是出版的热点,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名家选注选译本,略举数例如下。

胡怀琛、庄适、叶绍钧选注《史记》,列入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学生国学丛书”,1927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其后又再版多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史记〉研究文献辑刊》第十二册影印收入。2014年经卢福咸校订,由崇文书局列入“民国国学文库”再版。

秦同培选辑《史记评注读本》,1924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史记〉研究文献辑刊》第十一册影印收入,2016年陈睿整理、赵望秦审定的整理本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出版。经过对《史记评注读本》的修订,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了秦同培注译、宋晶如增订的《广注语译〈史记〉精华》。以此二书为基础进一步修订后,200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秦同培注释、宋晶如校订的《白话〈史记〉读本》。

1953年起,王伯祥开始选注《史记》的工作,至1955年8月完成,其时正值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王伯祥本人学养深厚,他曾说道,“这个选本的目的,在于试向一般爱好文艺的读者介绍这部祖国文学遗产的名著,同时提供一个便于诵读的本子。因此,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3]因此《史记选》兼具学术专业性与文学可读性,也深受欢迎。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种,繁体竖排。1982年发行第2版,改为繁体横排,其后又多次印刷,并发行简体横排版本。1980年,民族出版社还出版了蒙文本,由奥尔黑勒根据1957年版本译出。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史记选注》,选注者王利器、张友鸾、陈迩冬、黄肃秋、顾学颉、严敦易,均为造诣深厚的文史专家。

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史学名著选读课程需要,郑天挺开始规划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选》,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完成全部6种选本的出版,《史记选》为其中一种,由来新夏主编,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繁体竖排。2009年中华书局重版,改为简体横排。

韩兆琦译注《史记》,选取了本纪5篇、世家2篇、列传9篇,再加上《太史公自序》,共17篇文章,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

另有一些专门针对某类读者对《史记》进行重新演绎的书籍也常有出版。如1956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故事选》,就是由瞿蜕园编译,选取了《史记》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故事22篇,以现代语言加以介绍,书前内容提要称此书将《史记》“译成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便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阅读”。同样,图书市场上还有许多专门针对少年儿童而编选的史记故事书籍。

五、《史记》的外译

中国典籍的外译大多始于洋务运动之后。经历梁启超所言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士大夫们,开始睁眼看世界,翻译海外的著作,以严复、林纾为代表;同时,海外的一些汉学家也开始译述中国的经典。而对于海外汉学家或是想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读者而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典籍,《史记》无疑是必读的图书之一。为克服语言障碍,对《史记》进行译介也就必不可少。

这方面有中国学者的努力,比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选择部分篇目译成《史记选》(Selections from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1979年外文出版社出版,2001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汉英对照本,在他们的译本的基础上,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出版由凌受举今译的对照本,2007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安平秋校译的汉英对照本。

当然,更多的译介行为还需要各国本国的汉学家来进行。[4]

日文版: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国与日本等国,对于《史记》的接受程度向来很高,翻译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有学者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起至20世纪末,全本或节选翻译的韩文版《史记》有20多种,而日本自15世纪以来译本已超百种。[5]另外,传统学者汉文阅读与写作均没有障碍,是以有些著作虽然并非翻译,但对于《史记》研究而言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例如泷川龟太郎(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1932~1934年由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此书被认为是关于《史记》校注的集大成之作,此后在日本又多次出版,在中国也曾被多次影印或整理出版,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台北中新书局1978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2015年版(整理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等。池田四郎次郎遇车祸身亡后,其子池田英雄将其遗著《史记补注》加以校订,1972年由明德出版社出版。

英文版:美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较著名的有两次。最早是华兹生的《史记选译》(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Translated from the Shin chi of Ssu-ma Chien),1961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部。华兹生的翻译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译者在日本完成了这项工作,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为底本。因为该书的定位为普及性读物,《史记》更多地被当作文学经典而非历史文献来看待,所以翻译时追求流畅易懂,虽然也相应地牺牲了专业性,但对于美国乃至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此书影响仍然深远。1969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华兹生的《史记选》(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s from the Shin chi of Ssu-ma Chien),在选录前者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了新译的5卷。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史记:中国太史公的记载》的修订版,同时又联合推出华兹生新译的《史记:秦朝》(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

另一项《史记》翻译工程是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倪豪士教授所主持的《史记》全译工作。这一备受瞩目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目前仍在进行之中,已由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7卷,分别为一、二、五(上)、七、八、九、十。此次翻译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主要底本,且广泛寻求与各国专家的合作,翻译时进行了文本考订,也提供了现有的翻译与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其目的是要提供一个完整的忠实于原文且有详细注释的译本。

法文版:在欧洲,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畹(�dourad Chavannes)曾有志于翻译《史记》,并于1895~1905年间出版了法译本的1~5卷,其后翻译工作停滞,仅完成3篇译文的初稿,在其去世多年后这部分初稿被整理出来,作为第6卷与前5卷一起由阿德里安�迈松纳夫出版社出版了《史记》(Les m閙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抜en, Paris : Adrien Maisonneuve,1967~1969)。此后,巴黎友丰书局的潘立辉主持将诸家所译的法语《史记》内容汇辑为全本《史记》法文版,其中包括沙畹的五卷本、法国高等研究院学术导师康德谟译的《荆燕世家》和《齐悼惠王世家》,以及汉学家雅克�班岜诺教授续译的列传部分等。2015年,《史记》法文版全套共9卷由巴黎友丰书局出版。[6]

丹麦文版:丹麦奥胡斯大学古诺�斯万教授译成丹麦文《史记》,2007年由奥胡斯大学出版社出版。[7]

俄文版: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学者越特金立志用俄语全文译注《史记》,1972年、1975年分别出版了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其后越特金继续翻译,至1995年去世前出版至卷六。其子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的帮助下,最终于2010年完成第九卷的出版,从而完成了首个欧洲语言加以译注的全本《史记》。[8]

其他如德国、英国,也先后有多种《史记》的选译本面世,如1994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雷蒙�道森译注的《世界经典丛书》《史记》(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六、《史记》的出版历史和出版形式的突出特点

从以上《史记》的出版历史和出版形式,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华典籍出版与外译传播方式的一些特点。

1.出版与研究的相辅相成

影印旧籍,无论是六朝写本或是宋刻本这样极其珍稀的古本,还是如殿本这样经过后人精心校理的刻本,影印本不仅可以如实复原古书的面貌,也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可供参考的底本。值得一提的是,因年代较早,民国时期的一些出版物,包括以上列举的一些影印本,后来也作为底本被影印出版,这侧面反映出影印工作的价值。同时,虽然《史记》的整理点校工作还有不断完善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离不开包括影印本在内的新的工作底本的发现,同时也必然需要参考前人的校注成果,而出版正是这些成果得以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关键。此外,既有的各种《史记》版本或是后人研究成果,也需要借由出版行为进入公众视野。

由此可见,中华优秀典籍的影印与整理出版非常重要,是一项惠及后人的基础性工作,尤其要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典籍的出版之中。这不仅是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工作范畴,背靠、依托大学母体,并且具有雄厚传统文化、文献出版实力的大学出版社,也应该积极加入优秀典籍出版的行列当中。

2.专业性与普及性的同步推进

《史记》的价值绝不仅限于学术界,也不会局限在中国或是汉文化圈内,而是属于全体中华民族,甚至属于全世界的。所以《史记》的普及读本,包括选本、今注、今译等也是出版的重点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专业性与普及性应该兼顾并行,通过这些更符合当前普通读者需求的读本,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增强他们对于历史与文化的热爱,从而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得到传承与发展。

3.经典的外译工程:底本遴选须至精,语言力求信达雅

各语种翻译出版的《史记》版本,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史记》的翻译出版给我们一个启示:经典的翻译首先要选择一流的底本,择其精者而用之;翻译也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要精准地传达经典的本意。从以上的叙述可知,各个语种《史记》的译者本人就是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他们既有良好的中国文化修养,又有中西兼具的学术造诣。通过他们精到的译介、精准的传达,中国的文化经典才能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经典。

4.经典的数字化出版

以上罗列的各种形式《史记》版本,对于经典的专业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样的梳理显得枝蔓,不得要领。为此,可以借助数字化工程,将诸多《史记》文本包括各家注解文字,甚至不同语言的翻译都纳入《史记》数据库的建构之中,并提供各种检索路径以及数据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乃至揭示可能的研究方向。哈佛大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就是数字人文出版的一个经典工程。“传统经典+互联网”融合出版,也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华优秀经典的出版方式。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出版社)

注释:

[1]有关历代《史记》的版本情况,详参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和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贺次君.史记书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王伯祥.史记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4

[4]有关海外翻译《史记》的情况,已有诸多学者进行过论述,除下文具体征引文献之外,尚可参考如下材料:[美]W�倪豪士:《〈史记〉翻译回顾》,罗琳编译,《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4期;高风平:《从传播到传真的接力与博弈:〈史记〉外文译本述评》,《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8期;张新科,李红:《〈史记〉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博览群书》2015年第12期;吴原元:《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美国的中国研究及其学术史探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5]《史记》的俄译本,参见柳若梅:《〈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史记》的日译本,参见[日]藤田胜久《〈史记〉在日本的传承与研究》,孙文阁译,收入张新科、俞樟华等《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史记》的韩译本,参见[韩]诸海星:《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唐都学刊》2011年第5期

[6]沈大力.法国汉学家倾力译《史记》[N].光明日报,2015-08-15

[7]张纯.丹麦文 《史记》的翻译者——古诺�斯万先生[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8(2)

[8]柳若梅.《史记》在俄罗斯的收藏与翻译[J].广东社会科学, 2014(3)

日期:2019-6-26 | 发布者:编辑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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